引用本文： 刁凯悦, 韩沛伦, 庞彤, 黄杉, 李媛, 白红利, 杨志刚.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胸部高分辨率 CT 的表现与变化特点. 中国呼吸与危重监护杂志, 2020, 19(2): 166-171. doi: 10.7507/1671-6205.202003017 复制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是最早发现于湖北省武汉市，并迅速蔓延至全国其他地区及境外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到 2020 年 3 月 2 日为止[1]，全国累计确诊病例已达 80 302 例，死亡 2 947 例，现有危重患者 6 806 例；其中，我省确诊病例 538 例，死亡 3 例。目前，新冠肺炎已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乙类传染病，按甲类传染病管理[2]。目前报道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中，核酸检测的阳性率约为 30%～50%。核酸检测的标本通常采取的是疑似患者口咽或鼻咽部的分泌物，而患者上呼吸道的病毒载量不能完全反映肺泡的病毒载量，尤其是在感染初期。因此仅仅依靠核酸检查易导致误诊甚至漏诊。据报道，76.4% 的患者肺部影像学存在异常表现，以磨玻璃影（ground-glass opacity，GGO）为常见特征[3]，表明胸部影像学对新冠肺炎的诊断具有重大意义。本研究回顾性地收集了 15 例于我院收治并具有两次胸部影像学的新冠肺炎病例，拟明确新冠肺炎患者的胸部影像学表现及其变化特点。
1 资料和方法
1.1 临床资料
自 2020 年 1 月 17 日到 2020 年 2 月 26 日，回顾性地收集了我院收治的 15 例具有胸部高分辨率 CT（high resolution computed tomography，HRCT）的新冠肺炎患者。排除标准包括：（1）肺癌、严重的间质性肺炎、肺水肿或其他导致肺实质严重病变的患者；（2）核酸检测为阴性的患者；（3）胸部图像质量不佳、影响评估，或未进行第二次 CT 检查的患者。新冠肺炎的诊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颁布的最新临床指南（第六版）[2]。
1.2 方法
1.2.1 一般资料收集
收集纳入患者的基础临床信息（性别、年龄、吸烟史、其他疾病病史）、新冠肺炎相关接触史、发病至患者行 CT 检查的间隔时间、临床症状（包括发热、咳嗽、咯痰、乏力、咽痛、腹泻）、与首次及第二次的实验室检查结果（白细胞计数、中性粒细胞计数、淋巴细胞计数及嗜酸性粒细胞计数，并计算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例）及截止至研究日期的临床状态（治愈出院、治疗中、危重、死亡）。
1.2.2 胸部 HRCT 检查
所有患者采用美国 GE 公司的宽体探测器 CT（Revolution CT；GE Healthcare，Milwaukee，Wis）进行扫描，探测器 Z 轴方向最宽宽度 160 mm，球管旋转一周最快时间 0.28 s。患者取仰卧位、双臂上举，头先进，于呼气末屏气扫描。患者未注射任何对比剂。扫描范围自胸廓入口水平至肋膈角以下。扫描参数如下：机架转速 0.28 s/r，探测器宽度管电压 120 kV，管电流 650 mA，视野 360 mm×360 mm，矩阵 512 mm×512 mm。采用纵隔窗（窗宽 400 HU，窗位 30 HU）和肺窗（窗宽 1 500 HU，窗位–600 HU）扫描后行薄层肺窗重建以进行肺组织分析。
1.2.3 图像测量与分析
由两名具有 5 年以上诊断经验的放射科医师对影像进行评估，事先不告知患者的临床资料。不同观察者之间的差异通过协商一致的方式解决，或向一位具有 10 年以上工作经验的高级放射科医生咨询。
主要评估的肺炎表现包括 GGO、实变影与肺纤维化，与上述病变的解剖分布和严重程度。GGO 被定义为肺实质密度轻度增加，且病变区内支气管血管束仍可显示[4]。实变影被定义为肺实质密度增加，且病变区内血管影不可见。纤维性改变定义为在上述病变存在的基础上，伴发下列任何一种征象：不规则线状影、束状影、网格影或牵拉性支气管扩张[5]。同时记录其他异常的肺部病变，包括结节、钙化、肿块、空洞、淋巴结病变与胸腔积液。
记录病变累计的肺叶数目，判断并记录病变累及单个肺叶或多个肺叶。根据病变的分布特点，将病变分布类型分为胸膜下型（包括外带分布为主的周围外带型）、沿支气管血管束分布型与随机分布型。根据已有的评分标准[6-7]，对每个肺叶进行等级评分：0 分，无病变累及；1 分，0～25% 病变累及；2 分，25%～50% 病变累及；3 分，50%～75% 病变累及；4 分，75%～100% 病变累及。5 个肺叶的评分总和作为每例患者的胸部 HRCT 病变评分（0～20 分）。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R 软件 V.3.3.1 进行统计学分析。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
±s）表示，行 t 检验；不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中位数（四分位数间距）表示，行秩和检验；计数资料以例数和构成比表示。对比患者不同时期 HRCT 的病变评分以及解剖分布特点，行秩和检验与
2 结果
2.1 基本特征与流行病学史
结果见表 1。15 例确诊新冠肺炎患者中，女 7 例（46.7%），男 8 例（53.3%）。年龄范围为 19～76 岁，中位数是 47 岁。共计 7 例（46.7%）患者具有直接的武汉旅游或居住史，5 例（33.3%）患者与从疫区返回的确诊或疑似新冠肺炎患者有密切接触，3/15（20.0%）例患者无明确流行病学史但曾到过人口密集的公共场所（菜市或其他市集）。患者的主要临床表现按频次从高到低依次为咳嗽 10 例（66.7%），发热 8 例（53.3%），胸闷 2 例（13.3%），畏寒 2 例（13.3%）。患者入院的体温为 36.1～38.5 ℃，中位数 37.4 ℃。2 例（13.3%）患者有其他疾病史，分别是高血压 1 例（6.7%）和糖尿病 1 例（6.7%）。
表1
新冠肺炎患者的临床特点［中位数（四分位数间距）］
2.2 胸部 HRCT 表现
从患者发病到胸部 CT 检查的间隔时间为 1～11 d，平均天数为 4.5 d。从患者的首次 CT 检查到第二次 CT 检查的间隔时间为 2～7 d，平均天数为 3.5 d。纳入患者单个肺叶的 HRCT 评分 0～3 分，未见累及肺叶 75% 以上的病例。结果见图 1。
图1
不同等级评分的新冠肺炎患者胸部 HRCT 检查像
a. 0 分，无明显病灶；b. 1 分，右肺上叶胸膜下类圆形 GGO 斑片影（黑箭），病灶面积不超过右肺上叶的 25%；c. 2 分，右肺上叶不规则 GGO 斑片影（黑箭），病灶内可见小叶间隔增厚，该例患者右肺上叶病灶面积总和约占 40%；d. 3 分，右肺下叶胸膜下散在不规则 GGO（黑箭），该例患者的病变约占右肺下叶 70%
首次 HRCT 显示，14 例（93.3%）患者出现 GGO，6 例（40.0%）患者并发实变影，3 例（20.0%）患者出现纤维性病变。5 例（33.3%）患者存在多个肺叶受累。12 例（80.0%）患者表现为以胸膜下分布为主，其次 2 例（13.3%）患者表现为沿支气管分布为主。在纳入的患者中，共计 3 例（20.0%）患者出现了纵隔淋巴结肿大，无患者出现胸腔积液。
第二次 HRCT 发现，3 例（20.0%）患者的 GGO 发展为实变影，5 例（33.3%）患者新增纤维性病变。但 GGO、实变影与纤维性病变的受累肺叶数目没有显著改变。胸膜下分布仍然为主要的解剖分布类型（7/15，46.7%），5 例（33.3%）患者的肺部病变分布在第二次 HRCT 时成为任意型。结果见表 2。
表2
新冠肺炎患者的两次 HRCT 对比（n=15）
患者的第二次 HRCT 严重程度评分明显高于第一次 HRCT 评分（4.6±3.4 比 3.5±2.5，P=0.018 2）。7 例（46.7%）患者的第二次严重程度评分较第一次有升高。结果见图 2。
图2
新冠肺炎患者的前后两次 HRCT 评分对比
2.3 实验室检查结果
共计 12 例患者进行了两次实验室检查，两次检查的时间间隔为 3～11 d，中位数为 3.0 d。结果见表 3。
表3
新冠肺炎患者的两次实验室检查结果对比（n=12）
首次实验室检查，1 例（8.3%）患者的白细胞数目降低，4 例（33.3%）患者的淋巴细胞数目降低，8 例（66.7%）患者的嗜酸性粒细胞数目降低，1 例（8.3%）患者的中性粒细胞数目降低。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为 3.16（1.73～4.82）。
对比首次与第二次实验室结果，白细胞计数无明显变化，淋巴细胞计数及比例均较首次检查数值上稍增高，中性粒细胞和嗜酸性粒细胞的计数和比例较首次检查稍减低，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较前稍减低，但差异均未达到统计学意义。
3 讨论
新冠肺炎是当前影响我国国民经济及全球地位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患者的病原学检查假阴性率高，临床表现缺乏特异性，仅依靠患者的临床资料，难以与一些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鉴别。目前，胸部影像学是新冠肺炎诊断流程的重要组成，并可帮助判断患者临床预后。本研究回顾性分析了 15 例我院于 2019 年 12 月底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收治并进行了至少两次 HRCT 检查的新冠肺炎患者，总结了其常见的影像学征象，同时对比了患者前后两次的实验室检查结果与胸部 HRCT 严重评分。我们的研究发现，新冠肺炎患者大部分存在双肺散在的 GGO，以胸膜下分布为主，部分伴发肺实变与纤维性病变。在患者住院期间的复查中，新冠肺炎患者的 HRCT 表现明显加重，而患者的实验室检查结果没有显著改变。
新冠肺炎患者最常见的实验室检查结果异常是淋巴细胞计数减少及淋巴细胞比例减低，与 Wang 等[8]的研究一致。这种异常提示新冠肺炎感染可能与细胞免疫缺陷有关。MERS-CoV 和 SARS-CoV 感染的患者中也观察到淋巴细胞计数减低[9]。有研究表明，冠状病毒可吞噬免疫细胞导致淋巴细胞总数减少，从而抑制机体的细胞免疫功能，也可能是导致患者病情加重的重要因素[10]。此外，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常用于评估细菌感染的严重程度[11]，以及作为肺炎[12]及肿瘤患者预后的标志物[13]，其数值升高提示临床预后不良。我们的研究中，所有患者的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为 2.81（1.69～4.53），与 Liu 等[14]的研究相似［2.6（1.6～3.5）］。
胸部影像学检查对肺炎的诊断灵敏度高，尤其是胸部 HRCT 的普及与利用，使得肺微小病变的检出成为了可能[15]。在新冠肺炎的相关病例报道中，只有 43.1% 的患者具有典型的临床症状，而 76.4% 的患者已有显著的肺炎表现。目前的文献显示约 30.3% 患者可仅表现为胸部 CT 阳性，而核酸检查阴性[16]。四川省患者大部分疑似病例的暴露史为接触武汉返乡人员或外省旅游史，其中核酸阳性的确诊患者比例远远低于湖北省患者。本组患者影像学检查均为阳性，显示了胸部 HRCT 在诊断新冠肺炎方面具有较好的灵敏度。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新冠肺炎的肺部病变分布具有多叶、散在分布的特点，与 2002 年至 2003 年主要于我国暴发的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ARS）及 2012 年至 2013 年主要于中东地区暴发的中东呼吸综合征（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MERS）中报道的病例一致[17-18]，同时本组患者胸部 HRCT 显示新冠肺炎的肺部病变以胸膜下分布为主，与 MERS 中报道的趋势一致[19]。此外，本组病例中第二次 HRCT 检查结果中约 33.3% 的患者没有明显的影像学分布特点，与此前的新冠肺炎病例报道基本一致[20]。另一方面，我们纳入的患者 HRCT 的肺炎病变普遍较轻，仅有少数患者出现了实变影与纤维性病变，远远低于 SARS、MERS 中报道的病例[19, 21]。
第二次实验室检查结果显示患者的淋巴细胞计数及淋巴细胞百分比稍有增加，或反映了患者病情的改变，但本研究纳入的病例数目有限，淋巴细胞的数目与百分比是否增加还需要更多的病例进行验证。Liu 等[17]的研究显示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可反映新冠肺炎患者疾病的严重程度，然而我们的研究中两次检查结果显示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没有明显差异。上述结果提示淋巴细胞数目在患者的治疗过程中可能存在增加的改变，并与患者的临床病情改变有一定关系，但还需要样本量更大的研究进行验证。
本研究显示，患者第二次 HRCT 病变程度明显加重，分布趋向任意型，实变影与肺纤维性改变稍增多；而患者的第二次实验室检查结果与首次检查结果相比没有明显差异，提示胸部 HRCT 或可作为疾病进展过程中的更为有效的监测方法。Zhao 等[22]的研究指出，患者在住院期间（病程：2～14 d，中位数为 6 d）胸部 HRCT 的进展可预测患者对治疗的反应，并帮助区分危重与非危重患者；我们的研究显示了胸部 HRCT 反映肺炎改变的价值，但这些改变是否影响患者的预后有待进一步分析。
本研究存在的局限性。首先，仅为初次报道，样本量小，以后将增加样本量进一步研究。其次，纳入的患者均不属于疫区患者，仅能部分反映出湖北省以外地区输入型病例的特点。第三，尽管本研究由两名有经验的放射科医师对影像进行评估，评分不一致时通过协商一致或向上级医师咨询的方式解决，旨在减小偏差，但主观的视觉评分仍可能存在潜在的偏差。
综上，新冠肺炎患者具有胸膜下分布的弥漫性 GGO，部分伴随实变与肺纤维化的特点。HRCT 可灵敏显示双肺病变进展，是诊断、监测新冠肺炎患者病情改变的有效指标。
利益冲突：本研究不涉及任何利益冲突。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是最早发现于湖北省武汉市，并迅速蔓延至全国其他地区及境外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到 2020 年 3 月 2 日为止[1]，全国累计确诊病例已达 80 302 例，死亡 2 947 例，现有危重患者 6 806 例；其中，我省确诊病例 538 例，死亡 3 例。目前，新冠肺炎已纳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乙类传染病，按甲类传染病管理[2]。目前报道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中，核酸检测的阳性率约为 30%～50%。核酸检测的标本通常采取的是疑似患者口咽或鼻咽部的分泌物，而患者上呼吸道的病毒载量不能完全反映肺泡的病毒载量，尤其是在感染初期。因此仅仅依靠核酸检查易导致误诊甚至漏诊。据报道，76.4% 的患者肺部影像学存在异常表现，以磨玻璃影（ground-glass opacity，GGO）为常见特征[3]，表明胸部影像学对新冠肺炎的诊断具有重大意义。本研究回顾性地收集了 15 例于我院收治并具有两次胸部影像学的新冠肺炎病例，拟明确新冠肺炎患者的胸部影像学表现及其变化特点。
1 资料和方法
1.1 临床资料
自 2020 年 1 月 17 日到 2020 年 2 月 26 日，回顾性地收集了我院收治的 15 例具有胸部高分辨率 CT（high resolution computed tomography，HRCT）的新冠肺炎患者。排除标准包括：（1）肺癌、严重的间质性肺炎、肺水肿或其他导致肺实质严重病变的患者；（2）核酸检测为阴性的患者；（3）胸部图像质量不佳、影响评估，或未进行第二次 CT 检查的患者。新冠肺炎的诊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颁布的最新临床指南（第六版）[2]。
1.2 方法
1.2.1 一般资料收集
收集纳入患者的基础临床信息（性别、年龄、吸烟史、其他疾病病史）、新冠肺炎相关接触史、发病至患者行 CT 检查的间隔时间、临床症状（包括发热、咳嗽、咯痰、乏力、咽痛、腹泻）、与首次及第二次的实验室检查结果（白细胞计数、中性粒细胞计数、淋巴细胞计数及嗜酸性粒细胞计数，并计算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例）及截止至研究日期的临床状态（治愈出院、治疗中、危重、死亡）。
1.2.2 胸部 HRCT 检查
所有患者采用美国 GE 公司的宽体探测器 CT（Revolution CT；GE Healthcare，Milwaukee，Wis）进行扫描，探测器 Z 轴方向最宽宽度 160 mm，球管旋转一周最快时间 0.28 s。患者取仰卧位、双臂上举，头先进，于呼气末屏气扫描。患者未注射任何对比剂。扫描范围自胸廓入口水平至肋膈角以下。扫描参数如下：机架转速 0.28 s/r，探测器宽度管电压 120 kV，管电流 650 mA，视野 360 mm×360 mm，矩阵 512 mm×512 mm。采用纵隔窗（窗宽 400 HU，窗位 30 HU）和肺窗（窗宽 1 500 HU，窗位–600 HU）扫描后行薄层肺窗重建以进行肺组织分析。
1.2.3 图像测量与分析
由两名具有 5 年以上诊断经验的放射科医师对影像进行评估，事先不告知患者的临床资料。不同观察者之间的差异通过协商一致的方式解决，或向一位具有 10 年以上工作经验的高级放射科医生咨询。
主要评估的肺炎表现包括 GGO、实变影与肺纤维化，与上述病变的解剖分布和严重程度。GGO 被定义为肺实质密度轻度增加，且病变区内支气管血管束仍可显示[4]。实变影被定义为肺实质密度增加，且病变区内血管影不可见。纤维性改变定义为在上述病变存在的基础上，伴发下列任何一种征象：不规则线状影、束状影、网格影或牵拉性支气管扩张[5]。同时记录其他异常的肺部病变，包括结节、钙化、肿块、空洞、淋巴结病变与胸腔积液。
记录病变累计的肺叶数目，判断并记录病变累及单个肺叶或多个肺叶。根据病变的分布特点，将病变分布类型分为胸膜下型（包括外带分布为主的周围外带型）、沿支气管血管束分布型与随机分布型。根据已有的评分标准[6-7]，对每个肺叶进行等级评分：0 分，无病变累及；1 分，0～25% 病变累及；2 分，25%～50% 病变累及；3 分，50%～75% 病变累及；4 分，75%～100% 病变累及。5 个肺叶的评分总和作为每例患者的胸部 HRCT 病变评分（0～20 分）。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 R 软件 V.3.3.1 进行统计学分析。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均数±标准差（±s）表示，行 t 检验；不符合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中位数（四分位数间距）表示，行秩和检验；计数资料以例数和构成比表示。对比患者不同时期 HRCT 的病变评分以及解剖分布特点，行秩和检验与
2 结果
2.1 基本特征与流行病学史
结果见表 1。15 例确诊新冠肺炎患者中，女 7 例（46.7%），男 8 例（53.3%）。年龄范围为 19～76 岁，中位数是 47 岁。共计 7 例（46.7%）患者具有直接的武汉旅游或居住史，5 例（33.3%）患者与从疫区返回的确诊或疑似新冠肺炎患者有密切接触，3/15（20.0%）例患者无明确流行病学史但曾到过人口密集的公共场所（菜市或其他市集）。患者的主要临床表现按频次从高到低依次为咳嗽 10 例（66.7%），发热 8 例（53.3%），胸闷 2 例（13.3%），畏寒 2 例（13.3%）。患者入院的体温为 36.1～38.5 ℃，中位数 37.4 ℃。2 例（13.3%）患者有其他疾病史，分别是高血压 1 例（6.7%）和糖尿病 1 例（6.7%）。
表1
新冠肺炎患者的临床特点［中位数（四分位数间距）］
2.2 胸部 HRCT 表现
从患者发病到胸部 CT 检查的间隔时间为 1～11 d，平均天数为 4.5 d。从患者的首次 CT 检查到第二次 CT 检查的间隔时间为 2～7 d，平均天数为 3.5 d。纳入患者单个肺叶的 HRCT 评分 0～3 分，未见累及肺叶 75% 以上的病例。结果见图 1。
图1
不同等级评分的新冠肺炎患者胸部 HRCT 检查像
a. 0 分，无明显病灶；b. 1 分，右肺上叶胸膜下类圆形 GGO 斑片影（黑箭），病灶面积不超过右肺上叶的 25%；c. 2 分，右肺上叶不规则 GGO 斑片影（黑箭），病灶内可见小叶间隔增厚，该例患者右肺上叶病灶面积总和约占 40%；d. 3 分，右肺下叶胸膜下散在不规则 GGO（黑箭），该例患者的病变约占右肺下叶 70%
首次 HRCT 显示，14 例（93.3%）患者出现 GGO，6 例（40.0%）患者并发实变影，3 例（20.0%）患者出现纤维性病变。5 例（33.3%）患者存在多个肺叶受累。12 例（80.0%）患者表现为以胸膜下分布为主，其次 2 例（13.3%）患者表现为沿支气管分布为主。在纳入的患者中，共计 3 例（20.0%）患者出现了纵隔淋巴结肿大，无患者出现胸腔积液。
第二次 HRCT 发现，3 例（20.0%）患者的 GGO 发展为实变影，5 例（33.3%）患者新增纤维性病变。但 GGO、实变影与纤维性病变的受累肺叶数目没有显著改变。胸膜下分布仍然为主要的解剖分布类型（7/15，46.7%），5 例（33.3%）患者的肺部病变分布在第二次 HRCT 时成为任意型。结果见表 2。
表2
新冠肺炎患者的两次 HRCT 对比（n=15）
患者的第二次 HRCT 严重程度评分明显高于第一次 HRCT 评分（4.6±3.4 比 3.5±2.5，P=0.018 2）。7 例（46.7%）患者的第二次严重程度评分较第一次有升高。结果见图 2。
图2
新冠肺炎患者的前后两次 HRCT 评分对比
2.3 实验室检查结果
共计 12 例患者进行了两次实验室检查，两次检查的时间间隔为 3～11 d，中位数为 3.0 d。结果见表 3。
表3
新冠肺炎患者的两次实验室检查结果对比（n=12）
首次实验室检查，1 例（8.3%）患者的白细胞数目降低，4 例（33.3%）患者的淋巴细胞数目降低，8 例（66.7%）患者的嗜酸性粒细胞数目降低，1 例（8.3%）患者的中性粒细胞数目降低。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为 3.16（1.73～4.82）。
对比首次与第二次实验室结果，白细胞计数无明显变化，淋巴细胞计数及比例均较首次检查数值上稍增高，中性粒细胞和嗜酸性粒细胞的计数和比例较首次检查稍减低，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较前稍减低，但差异均未达到统计学意义。
3 讨论
新冠肺炎是当前影响我国国民经济及全球地位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患者的病原学检查假阴性率高，临床表现缺乏特异性，仅依靠患者的临床资料，难以与一些常见的呼吸系统疾病鉴别。目前，胸部影像学是新冠肺炎诊断流程的重要组成，并可帮助判断患者临床预后。本研究回顾性分析了 15 例我院于 2019 年 12 月底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收治并进行了至少两次 HRCT 检查的新冠肺炎患者，总结了其常见的影像学征象，同时对比了患者前后两次的实验室检查结果与胸部 HRCT 严重评分。我们的研究发现，新冠肺炎患者大部分存在双肺散在的 GGO，以胸膜下分布为主，部分伴发肺实变与纤维性病变。在患者住院期间的复查中，新冠肺炎患者的 HRCT 表现明显加重，而患者的实验室检查结果没有显著改变。
新冠肺炎患者最常见的实验室检查结果异常是淋巴细胞计数减少及淋巴细胞比例减低，与 Wang 等[8]的研究一致。这种异常提示新冠肺炎感染可能与细胞免疫缺陷有关。MERS-CoV 和 SARS-CoV 感染的患者中也观察到淋巴细胞计数减低[9]。有研究表明，冠状病毒可吞噬免疫细胞导致淋巴细胞总数减少，从而抑制机体的细胞免疫功能，也可能是导致患者病情加重的重要因素[10]。此外，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常用于评估细菌感染的严重程度[11]，以及作为肺炎[12]及肿瘤患者预后的标志物[13]，其数值升高提示临床预后不良。我们的研究中，所有患者的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为 2.81（1.69～4.53），与 Liu 等[14]的研究相似［2.6（1.6～3.5）］。
胸部影像学检查对肺炎的诊断灵敏度高，尤其是胸部 HRCT 的普及与利用，使得肺微小病变的检出成为了可能[15]。在新冠肺炎的相关病例报道中，只有 43.1% 的患者具有典型的临床症状，而 76.4% 的患者已有显著的肺炎表现。目前的文献显示约 30.3% 患者可仅表现为胸部 CT 阳性，而核酸检查阴性[16]。四川省患者大部分疑似病例的暴露史为接触武汉返乡人员或外省旅游史，其中核酸阳性的确诊患者比例远远低于湖北省患者。本组患者影像学检查均为阳性，显示了胸部 HRCT 在诊断新冠肺炎方面具有较好的灵敏度。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新冠肺炎的肺部病变分布具有多叶、散在分布的特点，与 2002 年至 2003 年主要于我国暴发的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ARS）及 2012 年至 2013 年主要于中东地区暴发的中东呼吸综合征（Middle East respiratory syndrome，MERS）中报道的病例一致[17-18]，同时本组患者胸部 HRCT 显示新冠肺炎的肺部病变以胸膜下分布为主，与 MERS 中报道的趋势一致[19]。此外，本组病例中第二次 HRCT 检查结果中约 33.3% 的患者没有明显的影像学分布特点，与此前的新冠肺炎病例报道基本一致[20]。另一方面，我们纳入的患者 HRCT 的肺炎病变普遍较轻，仅有少数患者出现了实变影与纤维性病变，远远低于 SARS、MERS 中报道的病例[19, 21]。
第二次实验室检查结果显示患者的淋巴细胞计数及淋巴细胞百分比稍有增加，或反映了患者病情的改变，但本研究纳入的病例数目有限，淋巴细胞的数目与百分比是否增加还需要更多的病例进行验证。Liu 等[17]的研究显示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可反映新冠肺炎患者疾病的严重程度，然而我们的研究中两次检查结果显示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没有明显差异。上述结果提示淋巴细胞数目在患者的治疗过程中可能存在增加的改变，并与患者的临床病情改变有一定关系，但还需要样本量更大的研究进行验证。
本研究显示，患者第二次 HRCT 病变程度明显加重，分布趋向任意型，实变影与肺纤维性改变稍增多；而患者的第二次实验室检查结果与首次检查结果相比没有明显差异，提示胸部 HRCT 或可作为疾病进展过程中的更为有效的监测方法。Zhao 等[22]的研究指出，患者在住院期间（病程：2～14 d，中位数为 6 d）胸部 HRCT 的进展可预测患者对治疗的反应，并帮助区分危重与非危重患者；我们的研究显示了胸部 HRCT 反映肺炎改变的价值，但这些改变是否影响患者的预后有待进一步分析。
本研究存在的局限性。首先，仅为初次报道，样本量小，以后将增加样本量进一步研究。其次，纳入的患者均不属于疫区患者，仅能部分反映出湖北省以外地区输入型病例的特点。第三，尽管本研究由两名有经验的放射科医师对影像进行评估，评分不一致时通过协商一致或向上级医师咨询的方式解决，旨在减小偏差，但主观的视觉评分仍可能存在潜在的偏差。
综上，新冠肺炎患者具有胸膜下分布的弥漫性 GGO，部分伴随实变与肺纤维化的特点。HRCT 可灵敏显示双肺病变进展，是诊断、监测新冠肺炎患者病情改变的有效指标。
利益冲突：本研究不涉及任何利益冲突。
